迷失北京：翻譯如何搞砸乾隆和馬戛爾尼使團的歷史性會面
1792年，英國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團前往中國，以向乾隆祝壽為名，嘗試叩開中國的大門。不過，這場史上首次中英官方接觸最後卻不歡而散。不少學者已經對這一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進行過深入研究，可是其中因翻譯造成的溝通問題卻少有人關注。
在18世紀，想要找到兼具中英雙語能力的譯員實在難過登天，而當時中英雙方的翻譯員，竟然都不懂對方的語言：雙方的共同語言只有拉丁語。因此，中英雙方要先把文件翻譯成拉丁語，翻譯員再進行轉譯。溝通如此迂迴，自然難免造成不少誤會。
英國人所繪馬戛爾尼晉見乾隆場景
例如，英方最重視的送禮部分，卻因送禮清單的翻譯問題，如意算盤沒打響。英方本期望送出的禮物可以使乾隆感到驚艷，藉機展示英國的實力和先進科技。他們精挑細選大量嶄新的科學或天文設備，配上「歐洲從未有過的天文科學及機械藝術的最高結合」之類的描述，希望令中方感受到誠意。
可是，送禮清單經過多重轉譯後，乾隆最後看到的禮物名稱只是「壹座大架仔」、「壹個巧益之架子」、「壹對奇巧椅子」等平平無奇的描述，原來想「震攝」中國的字眼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不但取悅不了乾隆，反而令他覺得英國人「張大其詞」。乾隆並不珍惜這些器物，只是念在英國使團遠途來獻，才勉強收下。
圖為禮品清單中譯節錄，大家猜猜「壹座大架仔」（布蠟尼大利翁）是什麼禮物？
我們新近出版的《龍與獅的對話：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就是首部將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中的翻譯問題置於翻譯史的背景之中考察的學術著作。作者王宏志教授花了近二十年，研究翻譯在近代中英外交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揭示出了翻譯在歷史事件中非比尋常的作用，又是如何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
龍與獅的對話
翻譯與馬戛爾尼訪華使團
王宏志 著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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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上面所舉的例子，本書搜集並運用了大量檔案和文獻材料，釐清譯員背景以及國書、敕諭等各類文書的翻譯和改寫問題，力圖還原中英首次官方對話的內容和翻譯過程，全面準確地解讀英國使團訪華事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這本書結語部分的摘選。
王宏志，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兼研究教授、翻譯研究中心主任，專研 18 –20 世紀中國翻譯史、現代中國文學與政治，出版專著十多部，如《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翻譯與文學之間》、《翻譯與近代中國》等。
翻譯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標題為編者所加，節選自頁419–424
無論英國還是清廷，對於這次的外交對手幾乎可說是一無所知。一直以來，英國人只能夠在廣州進行貿易，且受到諸多限制，不可能有什麼機會熟知中國的情況，馬戛爾尼只能在出使前匆忙找來一些相關資料，臨時惡補一下；北京方面的問題更大，在接到來使通知後，才由北京的西方傳教士告訴他們「該國即係紅毛國」。更嚴重的是中英兩國在語言和文化的巨大差異，讓當時的溝通極其困難。一方面，絕大部分的西方人來到中國只是為了商業利益，沒有興趣學習中文或認識中國文化，更不要說清政府的限制讓他們很難有學習中文的機會；另一方面，中國人也沒有動力去學習「夷語」，廣州體制下的商業活動只是依靠行商和通事勉強以古怪的廣州英語來作簡單溝通。因此，無論是使團，還是廣東當局，以至北京朝廷，都沒法找到合適的譯員。結果，不管是使團帶來的李自標，或是為朝廷服務的天主教士，其實都算不上合格的譯者，因為他們都不懂出使國家的語言，只能夠轉折地以拉丁語作為溝通的媒介，更不要說他們的中文水平能否讓人感到滿意。而更關鍵的是，這些為使團或朝廷服務的譯員，在執行翻譯任務時，既受制於客觀環境，更有個人主觀因素，甚至有自己的日程，例如北京天主教士之間的矛盾和所屬國家的政治，還有朝廷的監控與操縱；李自標作為中國少數民族和天主教士的身份，以及他的中文教育背景，都在自覺或不自覺的情況下影響這些譯者的翻譯。此外，當時中英兩國迥異的政治思想和制度，還有雙方對自身國力的認知以至國際形勢的判斷，也左右他們的溝通模式和內容。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訪華所引發出的這場歷時一年多的「龍與獅的對話」，就是在這種錯綜複雜的背景下開展的。可以肯定，沒有人能夠完整地還原這次對話的全部內容和翻譯過程，因為所有口頭上的交流，儘管其重要性絕對不能忽視，但卻是無法掌握的。本書各章節所處理的，就只限於幾篇主要的往來文書，包括使團抵達前東印度公司送過來預告使團來訪的通知、使團送來禮品的清單、英王給乾隆的國書以及乾隆給英王的敕諭。儘管我們所處理的文書數目不多，但全都是極為重要的，因為雙方希望傳遞的主要訊息都由這幾份文書交代出來。但另一方面，雙方都只能通過閱讀文書的譯本來獲取訊息。這就是翻譯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原因。
使團譯員翻譯英國國王喬治三世致乾隆皇帝國書中譯，現藏英國國家檔案館
在不同章節裡，我們分析了乾隆最初讀到由東印度公司主席百靈署名、有關馬戛爾尼使團來訪消息的兩篇譯文時，對於使團的態度是正面的，認為使團是誠心來朝，所以下旨好好接待使團。乾隆無疑已經非常謹慎，專門找北京的傳教士把來信重新翻譯一遍，以防來自廣州的譯文出錯，但他沒有考慮的是，無論是廣州的通事還是北京的天主教士，原來都有大體一致的定位，就是從清廷的角度出發，在翻譯的過程中對百靈的來信作了改寫。結果，幾篇譯文傳達的訊息是一致的，讓乾隆相信馬戛爾尼是遠方小國派來朝貢的使團，帶著大量貴重禮品來補祝乾隆的八十壽辰。
可是，當乾隆讀到直接由使團譯者提供的兩篇重要譯文─禮品清單和國書的中譯，他就對使團有了新的認識，更清楚知道英國派遣使團的動機。跟百靈的來信不一樣，在禮品清單中，他找不到「貢使」、「貢品」的說法，卻第一次見到遠夷自稱「欽差」，讓他猛然覺醒，原來桀驁不馴的英吉利意圖「與天朝均敵」，要打破天朝體制。於是，他匆忙下旨對禮品清單的中譯本進行改寫，把所有「欽差」換成「貢使」，加入「進貢」、「貢品」的字眼，連「貢單抄存底稿亦俱作更正」。至於清單中對禮品的介紹和描述，最終就讓乾隆認為「貢使張大其詞，以自炫其奇巧」，而由此我們開始見到越來越多對使團表達不滿的上諭。
真正讓乾隆不滿、甚至可以說頓起戒心的是英國國王的國書。通過分析一直藏於英國外交部檔案、由使團預備和帶過來的國書中譯本，我們見到乾隆已清楚地閱讀出英國派遣使團的真正動機，不但明確呈現一個縱橫四海的世界強國形象，更要求在北京派駐官員、管理商務、保護英國人免受欺負。國書中一個重要訊息，也是乾隆最難以接受的，就是英國要求與清廷以平等地位交往，並強調兩國建立友誼，進行商貿活動對雙方均有裨益；不但馬戛爾尼用上「一等欽差」、斯當東「二等欽差」的頭銜，英國國王更與乾隆以兄弟相稱。這些與乾隆所相信的天朝思想大相逕庭的內容，就是經由使團早就準備好的中文譯本相對準確地傳遞出來。
英國使團畫師額勒桑德所繪嚴寬仁（中方譯者之一）畫像，現藏大英圖書館
然而，這樣的一份國書中譯本顯然不是乾隆所樂意看到的，於是，另一個改寫動作出現了。清宮檔案一直以來所收藏的另一份國書中譯本，就跟英使帶來的中譯本完全不同，撇開文筆生硬拙劣不論，新譯文對一些關鍵的內容作重大的改寫，中英兩國地位平等的思想消失了，使團來華是要「進表獻貢」，「向化輸誠」，祈求大皇帝賜恩，讓他們從貿易中得一些好處；就連英國人希望能在京派駐人員，也是為了更好管束自己的國人，「欽差」、「兄弟」的說法也順理成章地全都不見了，馬戛爾尼變成「貢使」、斯當東是「副貢使」，帶來的是「表文」和「貢品」。毫無疑問，這是清廷在北京讓天主教士重新翻譯的中文本，是對英國人國書大幅度的重寫，而這重寫是以清廷為中心，以中國傳統天朝觀為指導思想，跟廣州的通事翻譯遣使通知時沒有兩樣。而我們在上文已多次指出過，迄今唯一能在清宮中找到的國書中譯本就是這個新譯的版本，英國人帶來的「官方」文本在清宮檔案中卻消失了。
讓人最感遺憾的是，另一份極其重要的文書也同樣消失了，那就是馬戛爾尼在1793年10月3日向和珅送呈有關使團六項要求的信函中譯本。在〈敕諭篇〉裡，我們看到提出要求的文書是在什麼背景下寫成的，也簡略談過乾隆怎樣在收到這些要求後幾乎馬上作出強烈反應，在很短的時間裡向英國王發送第二道敕諭，駁斥英國人提出的所有要求，且在發出敕諭後下旨沿海督撫「認真巡哨，嚴防海口」。可以說，馬戛爾尼的信件不單讓乾隆對英國人起了戒心，而且是真正地在行動上戒備起來。顯然，乾隆不能接受英國人所提出的各項要求，不斷強調這些要求是「有違體制」。但當中關鍵的問題是：馬戛爾尼這些要求是怎樣表達出來？我們現在只看到信函的英文原本，但中譯本卻不知所終，無法判斷乾隆的反應是否跟翻譯有關。畢竟，乾隆所能讀到的就只是中譯本，而這次中譯本是由使團自己的譯員所提供的。這封信函中文本最終不見於清宮檔案，看來它的命運就像英國人送來的國書中譯本一樣，最終是被消失，以免流傳下來，對天朝產生不好的影響。
乾隆頒送喬治三世第一道敕諭（局部），1793年10月7日，現藏英國皇家檔案館
除了對英王國書的改寫外，乾隆還在使團離開北京前，連續兩番向英方下達敕諭，嚴正拒絕使團提出的所有要求，尤其是第二道敕諭，措詞十分嚴厲，充塞大量的天朝話語，要把中英兩國關係拉回清廷的朝貢體制上。不過，這些敕諭被在京歐洲傳教士譯成拉丁文、使團成員再轉譯成英文後，又重寫成另一個文本，乾隆不但感激使團的到來，更向英國人伸出友誼之手，儘管使團所提出的要求全被駁回。
不能否認，馬戛爾尼使華所出現的翻譯問題有其獨特性。即以譯員而言，很難想像在別的外交活動中，雙方選用的譯員都是來自對方國家或地區的人，這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歷史時空才可能出現的情況。此外，當領導有清一代最後盛世的乾隆遇上積極海外擴張的英吉利帝國時，政治文化上的猛烈碰撞也帶來很多特殊的溝通問題。因此，馬戛爾尼訪華使團的翻譯問題是深具學術價值的。通過對相關翻譯活動的深入探研，我們可以更好地解釋一些歷史現象，回答一些長久以來難以解決的問題，例如為什麼乾隆在最初的階段對使團的來訪採取肯定和友善的態度，又為什麼在接到禮品清單後在態度上突然轉變，以至在接見馬戛爾尼和收到國書後對使團頓起更大的戒心，在使團離開時更下旨戒備等。可以說，馬戛爾尼使華的個案非常清晰地展示翻譯在外交活動的重要角色，從而證明翻譯對於國家的政治、文化和歷史產生重大的影響。
其實，翻譯本來就是中國近代史重要的構成部分，中國近代史研究是絕對不應該忽視翻譯的角色的。本書所處理的馬戛爾尼使團，只是中英外交最早的個案，在中國近代史其後的發展歷程裡，仍有很多重要的課題亟待開發。我們期待更多翻譯研究和歷史研究的學者能夠拋開所謂學科的限制，共同努力，去探視翻譯的角色和作用，更完整、更準確地描述近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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